傅高义：六十载“中国往事”

　　1980年，傅高义与艾秀慈在广州中山大学的校园里居住了一个夏天。艾秀慈说，他们对广东的这次访问由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，是邓小平访美后不久，为庆祝两国建交而设立的学术交流计划的一部分。

　　傅高义的小儿子，当时还不到19岁的斯蒂芬·沃格尔也参加了那次广东之行。这位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在社交网站上回忆说，父亲与继母是去做研究的，而自己则是去“兜风”的。

　　斯蒂芬告诉记者，他参与了好几趟父母的田野调查。傅高义会讲普通话，艾秀慈能说广东话。如此一来，傅高义便可与“精英阶层”沟通，艾秀慈则能与百姓话家常。斯蒂芬回忆道：“我和艾秀慈有时会抱怨当时的生活条件，既没有空调，食物也一般，但父亲心无旁骛，沉浸在与当地人的交往中。”

　　3年后，广东省与哈佛大学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建立了友好省州关系。傅高义曾经回忆说，广东希望吸引外资，省里领导们认为，如果一所知名大学的外国教授来广东写一本书，可能会对外国人有很大的说服力。因此，广东省相关人士便邀请傅高义到当地进行实地研究。

　　1987年，傅高义再次前往广东。7个月的时间里，广东100多个县，他去了70多个。“没有第二个外国人得到过这么一个机会，”傅高义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，“因此我感到更有责任来记录这个省的很多细节，力求把广东的发展实情提供给西方的学术群体。”

　　傅高义的大儿子，马萨诸塞州莫瑞麦克学院心理学兼职讲师大卫·沃格尔说，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，傅高义的研究兴趣从日本转移到了中国。

　　在对广东省的改革开放进行了颇为系统的研究之后，傅高义于1989年完成了他的著作《先行一步：改革中的广东》。

　　相比较而言，傅高义于1969出版的《共产主义下的广州：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(1949-1968)》的调研过程更为曲折。傅高义曾回忆称，1960年从日本做完研究回到美国后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一位教授建议他研究中国，如果做出成绩，还有机会留校任教。傅高义决定抓住这个机会。

　　1961年，傅高义来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开始学习中文以及中国历史、政治和社会等知识。他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。“这个名字是我同中国朋友商量后取的。”傅高义说，“我知道在中文里，‘义’也意味着有很高的道德标准，这正是我想追求的。”

　　当时，中国内地还未开放，要想研究中国，一般会去香港或者台湾。1963年，傅高义抵达香港。一年的时间里，傅高义阅读《南方日报》等中文报纸，同时采访在香港的广东人。6年后，他的第一本中国研究的专著付梓。

　　在中国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令傅高义获得哈佛大学“中国先生”的称号，对中国近60载的关注也令其深谙中国人的交往之道。傅高义曾笑称，“拉关系”是他的研究方法之一。

　　1968年，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。傅高义和费正清等人随即写了一封信，建议尼克松“上任以后想办法跟中国‘拉关系’，建立外交关系”。

　　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，中美关系改善，傅高义于1973年首次访问中国内地。曾经在1963年与父亲一同抵达香港的大卫说，10年后，父亲终于得以访问中国内地，“就好像他在通了多年电话之后，终于能去见那个令他魂牵梦绕的人。”

　　在傅高义首次访问中国内地的30年后，他的孙子纳蒂·沃格尔登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。纳蒂告诉记者，15岁时，祖父支持他去中国或日本学习。而因为“与中国气场相合”，他决定前往中国。纳蒂称，为期半年的中国之旅打开了他的视野，令他回到美国之后，迫切想要找到内心的声音。一年后，他成为一名原创歌手。

　　纳蒂说，非常幸运能成为傅高义的孙子，“他为我打开了世界另一端的大门，令我与之相连。”(完)